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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户籍制度
在中国，农民几乎是二等公民，他们无法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人生而平等，没有谁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但因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他们一生下来就输在起跑线上。
我国户籍制度初期并未严格限制农民进城；你今天是农村人，后天落户北京，就成为“北京人”。随着时代变迁，我国户籍制度日渐收紧，最后限制民众自由迁徙。那么从开放户口迁移到限制自由迁徙，这一过程是如何变迁的？
四九年前后民众可自由迁徙
建国前夕，户籍制度主要为了管制“反革命”分子
我国户籍制度草创于解放战争末期。建国前夕，中共接管城市后， 城市人口复杂，流动性强，社会治安问题严峻。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举措之一，就是需通过户口制度来管理人口。
1948年中央社会部下发《新解放城市的公安工作介绍》文件，指出：“户口工作是管理城市的重要环节，是建立革命秩序、掌握社会动向，了解阶级关系、限制坏人活动的工作基础，是公安工作不可缺少的工作”。可见，这一时期户籍制度主要为了建立“革命秩序”，管制“反革命”分子。
建国后，为配合全国性镇反运动，扩大管制对象
建国后，户籍管理延续了建国前夕接管城市的做法。1950年，公安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 明确了户口工作的任务：“发现、控制反动分子，管制他们不许乱说乱动，……以巩固革命秩序。”会议提出要有步骤地建立全国性户籍制度，要求在十年之内达到弄清全国人口户数。此次会议还强调：此前户口工作在调查管制反动分子发挥的作用“非常不够”，必须使之成为公安保安工作中有力武器之一。
按照此次会议的精神，在1950年底，户籍制度建设与全国性镇反运动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并同时扩大的管制对象范围。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将管制对象增加到7种人。除国民党军政警宪的旧官吏，还乡团队中小头目，日伪汉奸分子，会道门骨干分子外，还包括了郊区被斗的地主、刑事犯罪分子和经司法结案西方，剥夺公民权、假释、缓刑的犯罪分子。
城市户口管理法规颁布，户籍制度未涉及农村
1951年7月新中国首个全国性的户籍法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颁布，《条例》只是“城市”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的工作还局限在大中城市，农村的户籍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展。
最初户籍设计，并不限制自由迁徙
最初的户籍制度，并不限制民众的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说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
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谋出路
建国初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者差距逐渐拉大，1949年至1952年，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为60%~120%，而农村的收入的增长幅度为30%。特别是1952年土改之后，农村无地可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寻找出路。
这时期，城镇人口出现快速增长。1952年，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2.5％。1950-1952年，城镇人口年均增长7.5%，远高于农村人口年均增长1.3%的水平。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快，譬如上海市1951年，迁入人口100万，迁出56.6万多，净流入达43万多人。
“三反”“五反”后城市失业严重，政府劝说农民不要进城
恰逢此时，新中国出现了失业高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后，城镇工商业开始萎缩，大量工商户歇业停产，全国失业、半失业的人数约280万左右。其中失业、半失业工人约有120万。到1952底，全国无业者有376.6万人。
城市失业严峻，大量农村人口又涌入城市，造成城乡冲突。于是，政府干预农民进城。最初，政府并没有强制限制农民进城，多为通过说服教育、劝导动员、组织劳动生产等柔性方式来干预农村涌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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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8 00:3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