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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的国
今日看晚清之衰，有如一场世界牌局，晚清当局虽然也有摸到好牌的时候，却始终未能凑成一付赢牌。为什么？因为在中国，一手牌，要同时应付两个牌局，除了世界牌局，还有晚清牌局，世界牌局里的好牌，未必对晚清有利，所以，好牌来了留不住。
洋务运动中兴起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应该是一张近代化的好牌，在没有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在没有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有这么个复合体存在，多少还能代表那时的国防和国民经济，总还算得上世界牌局里的一张牌。可将它搁在晚清，还真是放不下，也留不住，就像翁同龢说北洋水师那样，是骡子是马，总要拉出来遛遛。这并非翁个人的看法，应该说，整个大清朝，都这么认为。惟有李鸿章自己知道，这仅是一张好牌，远非一付能赢的牌，可他这么一说，谁听，谁信？举国上下，都想看看是骡子是马，都要他拉出来遛遛。如果只是皇帝催促，他可以向皇上解释，如果还有同僚不满，他可以进行抗争。可如果是民意呢，民心所向，他跟谁解释，同谁抗争？所有媒体都在吹，中国必胜，就他不敢出战。
朝廷终于将他这张牌打出去了，结果，当然是失败。不是一般的败，而是前所未有的败，历次割地赔款，以此为最，故责难扑天抢地而来。甲午战后，陈宝箴就责以不当战而战，说李鸿章明知不堪一战，而不以死生争，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
陈义宁之责，固然高调，面对朝廷，不妨如其所言，以死生争，可面对民意，你怎么争？对朝廷以死生争，尚不失为忠臣，对民意以死生争，其敢为人民公敌？中国传统文化，有忠臣文化，没有人民公敌文化，以反人民而死，死了还不如一只狗，所以，不如一战而死，为此，李在马关以死相争。
到了戊戌变法时，康、梁才知道，要立宪，光有皇帝一张牌还不行，还要有军队，要有支持变法的军队，而李鸿章是支持变法的。戊戌政变后，慈禧就曾问李，人说你是康党。她没想到，李鸿章居然认了：我就是康党。“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维新一开始，李便告知康氏，荣禄、刚毅欲加害他，要康氏“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光绪命康氏出京，李还派人护送。李曾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席间，言及引渡康、梁，被日方以政治犯不能引渡为由拒绝。还说，你“行新法”有年，而功未竟者，即因缺了康、梁这样的帮手，所以，与其拿办，不如培植，让康、梁来完成你的未竟之业。对此，李回答说，如君言，康日后可大有作为，不过，目下尚欠火候。但他还是托伊藤等人，捎信给康、梁，以国士相与，寄予厚望。回头来看，如果皇帝没有在翁同龢的怂恿下打掉李鸿章那张牌，如果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还在，谁敢搞政变？
立宪若要成功，当有三张牌同时在手：一是皇帝这张牌，立宪要由皇帝来发动——“大誓群臣，诏告天下”；二是军队这张牌，要使军队国家化，方能走出家天下，确保国家主义的立宪；三要保留原来同治格局，按照分权的原则，对其改造，并使之合法化。三牌合一，才是一付能赢的牌。
可天不佑华，有慈禧这拆女在，就别想在朝廷上凑成一付立宪的牌。她先是拉拢李鸿章，排挤恭亲王，又支持李鸿章，排挤左宗棠，再用翁同龢，专与李鸿章作对，发动清流，广造民意，以舆论围剿，驱李跳进甲午好战的大浪里。
慈禧一生，搞了三次政变，祺祥政变、甲申政变、戊戌政变，通过政变，她走向权力的顶点。初以祺祥政变，叔嫂同治，继以甲申政变废之，与李联手，致恭王退，左宗棠死，戊戌政变时，可怜朝廷，英雄俱疲，国势日衰，甲午战败后，剩下李一人，亦为一失败之人，待罪之身，“运去英雄不自由”，但听发落而已，唯慈禧得逞于国难，三次政变，逆势而升，终于独揽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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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1 09: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