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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改仍在延续计划经济思路
户改仍在延续计划经济思路
2014年08月04日
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
国务院日前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强调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尽管废止城乡二元制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认为意见很多内容依然在延续计划经济的思路，尤其是“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一个国家的资源分配、生产甚至流通额度，都由政府事先进行计划。前苏联和东欧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但在当地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均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在1980年代之前实行的计划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改革开放后也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为何曾实行过计划经济的国家最终都变换轨道走向市场经济？这是因为，相对于市场经济来说，计划经济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它试图用某些预先设定的目标来替代千千万万个体根据随时变化的外在环境和自身需求所做的自主决定。这些目标经常通过限制个体的行为来实现，不仅可能扭曲社会的自然规模导致经济损失，更可能限制个体选择而造成道义伤害。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计划思想虽然在1980年代已经逐步从经济领域退出，但却变本加厉地转向了对社会发展来说更为基础的人口领域。由此产生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三十多年，在严重扭曲了人口结构并对未来发展可能造成釜底抽薪的影响下，依然还在持续。而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其特征是由政府事先对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进行计划并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例如，按照2005年《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到2020年将控制在850万以内。
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也像计划经济一样难逃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各种因素都是在动态的变化之中，计划制定者不可能知道怎样的人口规模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才是最合适的。
实际上，从2000至2013年，北京的总人口就增长了50%以上，达2114万，而中心城区则超过1300万，大幅高于2020年控制目标的850万。有人抱怨北京人口控制不力，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真正的症结是短视的人口规划本身，因为按如此脱离实际的人口目标来规划配置公共资源必然造成全面短缺。罔顾基本经济规律的规划必然会被经济现实的浪潮击得粉碎。
一个城市有多少人口才合适，正如一个国家有多少人口才合适一样，计划人员并没有能力可以决定得了。规划一个城市的适度人口，正如规划一个国家的适度人口一样荒谬。当每个家庭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孩子的数量，并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有充分认识并愿意承担责任时，这时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就是适度的。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居住地，选择本身是经过总和考虑并自发形成的，这时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就是适度的。
因此，户籍政策的改革方向应是逐步放松直至完全取消迁徙限制。实际上，在200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自然发展，户籍的功能已经开始淡化；但之后更多政策与户籍挂钩，让户籍的限制性功能死灰复燃；现在严控大城市人口的政策，更让基于户籍的控制手段变本加厉。
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由两种相反力量决定：一是吸引力，源自人口聚集带来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二是排斥力，源自人口聚集带来居住、交通和环境的代价。如果没有限制，那些认为居住在北京的好处超越代价者会流入北京，持相反观点者则会流出。北京面临人口膨胀表明，认为流入的好处胜过代价者多于持相反观点者。在此情况下，人口增加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整体上要大于代价；人口控制政策由于阻止了自然平衡从而给社会整体造成损失。
如果没有限制，特大城市的人口会一直增加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随着规模扩大，聚集的边际好处会递减，而边际代价则会上升。比如来回5小时的通勤时间可能是上班族的极限，要是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相距单程超过2.5小时，两点处于同一城市也体现不了聚集的好处。如果没有限制，人口规模最终会平衡在边际好处等于边际代价的水平上。经济技术的改变会带来平衡点的漂移，而城市人口在控制之下依然面临膨胀则表明，现有经济技术下的平衡点还未达到。推动技术变革的核心动力是需求，这种需求只有在接近平衡点时才会更突显。在远离平衡点时就严格控制人口，是将技术进步的动力消弭于无形。
如果没有限制，不同城市会稳定在不同平衡点上。愿意为更多好处付出更大代价者会流向大城市，持相反观点者会流向小城市乃至乡村，导致人口向规模不等的城市聚集。一个国家人口众多的优势之一是，不同规模等级上可形成更多城市让人们有更多选择。在中国，建成区聚集人口超过千万的就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希望到这个规模级别的城市奋斗但不喜欢北京的人，可去上海、广州或深圳。而在地域广袤、资源丰富的俄罗斯，聚集人口千万以上的只有莫斯科，别无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却提出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相当于否定了让市场来决定人口的流动。相对于庞大的体量，中国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的内部差异性很小，但在隔离性的户籍制度下，中国的城乡和地域差距不仅远大于发达国家，也远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这种现象对中国的整体发展尤其是内需的提振尤其不利。经脉畅通才能健康，各种要素的充分流动才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比起财和物，人是更核心的要素，人的自由迁徙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重要。
相对整个西方，中国语言一致、人口集中，在内部交流性上具有优势。但某些人为政策却在阻碍内部交流性的自然提升，特别是户籍政策在限制人口流动。在市场经济中，人口随着经济机会而流动，其动力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能带来更高的经济产出。因此，限制人口流动会造成经济机会和效率的损失。
人们为何源源不断地涌入大城市呢？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大城市在经济、文化、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各种社会资源方面具明显优势。这种说法不错，但只是部分理由。实际上，社会资源的集中与人口的集聚互为因果。一方面，社会资源吸引人口聚集；另一方面，人口聚集带来效率提高，创造更多社会资源。这两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形成正反馈，导致城市规模扩大。具体来说，很多人来大城市是因为这里工作机会多、生活方便。当然，大城市也会存在一些问题，相对于中小城市来说，大城市房价更高，交通更为拥堵。高房价和拥堵等负面因素可以说是为了得到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但是，人们通常会把得到的好处当成理所当然，但对付出的代价却耿耿于怀。在这种愤懑之中，人口太多成为最合适的替罪羊。
那么，特大城市是否人口太多呢？事实上，城市越大，能源和公共交通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就是人口控制最为严厉的北京，其实还有不少土地可以利用，只要有足够的公共交通将其连接，完全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新加坡只有716平方公里，却容纳了500多万人口，不断吸引移民，还是一个花园城市。北京面积比新加坡大20倍以上，就是平原地区也远大于新加坡。根据2013年《北京统计年鉴》最新2008年的土地数据，全市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农用地分别为3377、2074、10960平方公里，其中农用地含2317平方公里耕地，其余应为林地和草地等。即使在3377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中，也仅有不到一半面积可归为城市建成区，其余则是村庄、道路等用地。
实际上，正是由于外来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大城市，为大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以青壮年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在大城市从事各种职业，改善了大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也让本地早期居民整体来说在工作和生活上水涨船高，更上一层楼。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的生育率仅有0.7左右，如果没有外来人口，每过一代人，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二，两代人以后就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整个城市将彻底瘫痪和衰亡。
一个区域的人口规模优势，往往体现在对本区域最具人口吸附作用的中心城市的经济活跃度上。这些城市是最优秀人才和最有竞争力的企业角逐之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全国性城市，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的集中地，在这些城市产生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更能体现出中国科技发展的人口规模优势。但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却在阻止这些匹配，让很多科技创新的机会消弭于无形，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最有创造力和活力的部分，对中国经济提升将是极其不利的。
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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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5 11:0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