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民同差”，单从字面上看稍显晦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里的“绅”指的是官绅、士绅、地主、豪强，概括起来，就是地方上有势力、有名望的群体，这些人长期享有超越普通老百姓的特权，被国家给予优待，可以免赋税、免徭役、免纳粮，而普通老百姓不仅没有这些特权，而且还要被这些地方势力压榨和剥削。而“绅民同差”讲的就是要取缔这些地方势力的特权，让他们和老百姓一样缴税和纳粮。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下令革去“儒户”“官户”“宦户”等名目，取缔特权，不再给他们任何特权。这样一来，这些原先的特权阶层也必须和百姓一样缴税、纳粮，如果有人胆敢顽抗，一定给以重刑处罚。

　　此外，雍正还特别告诫道：“如果有瞻前顾后，不一心一意用力去掉这一弊端的人，或者被监察的科道官员奏本弹劾，或者被旁人告发出来，查出有问题的一定治以重罪，决不宽恕。”两年之后，也就是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雍正再次发布上谕，重申了“绅民一体”，严禁绅衿逃避丁粮差役，如若发现逃避现象，严惩不贷。

　　雍正打击绅衿的这场运动，刚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阻挠，因为地主绅衿从皇帝、政府这里获取特权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如今新皇帝要把这些特权全部剥夺，他们自然不会甘心接受。比如，河南巩县就出现了这样一场反抗“绅民同差”的运动，当绅民“一体当差”的告示发布之时，身为县学教官的杨倬生立马站出来，表示反对。之后，他还煽动县学生员闹事，强烈抗议这一政策的施行。后来，这件事被委派到巩县祭宋陵的内阁学士班第得知，他向雍正报告了此事，于是雍正命令河南巡抚石文焯彻查此事，并最终严惩了杨倬生以及闹事的学生。

　　然而，这一事件并没就此结束。杨倬生事件发生后不久，河南封邱县的县令唐绥祖就因兴修黄河大坝发布告示，向社会征差役。但过去都是向农民抽夫，现如今，为了响应雍正“绅民同差”的号召，就开始按土地面积抽夫，即“一百亩出一夫”。

　　这一告示公布之后，老百姓拍手称快，这是因为拥有一百亩土地的人，不是地主就是富户，而好几十家老百姓的土地加起来才一百亩，也就是说，好几十家老百姓中才抽一个民工，这能不让老百姓高兴吗？所以，这一告示刚一发布就引起了地主和绅衿们的激烈反对。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河南省举行县试之时，一部分绅衿聚集起来，大闹考场，导致县试无法如期进行。

　　当时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把此事报告给了雍正，雍正震怒，不仅下令让田文镜严查，还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到河南审理此案。于是，田文镜便对闹事者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批捕了带头闹事者，这样一来，矛盾也随之激化，连学政张廷璐、开归道员陈时夏、钦差沈近思都站到了田文镜的对立面，消极地抵抗雍正的旨意。

　　雍正为了支持田文镜，下旨革除了张廷璐等人的职务，并将闹事的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处斩，就这样，这一事件最终在雍正的强硬手段之下结束了。

　　但随着这一新政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山东、甘肃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抗粮抗税运动，发起者都是地方上的绅衿。尤其是雍正九年（1731年）在山东发生了抗交钱粮的大案，山东向来民风剽悍，当地的监生、秀才、举人、贡生拖欠钱粮的行为已经成为积习，一些带头者甚至扬言“不欠钱粮，不是好汉”，他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对抗朝廷，抵制雍正的新政，导致山东收缴上来的钱粮寥寥无几。雍正看到奏报之后，再次震怒，将山东省拖欠钱粮的进士、举人、秀才、监生等一千四百九十七人全部革去功名。

　　后来，为了避免一些特权阶层逃避钱粮上缴，雍正还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在税收簿册上注明缴税者是否是官户、绅衿 ；二是把绅衿户单独集中向上级报表；三是由官府将在学生员应纳的钱粮之数送给学官，学官再按数追索，必须交满才能上学；四是学员应试之前，要有五人作担保，证明其没有抗粮行为，而且应缴钱粮已全部缴纳之后，才允许参加考试。

　　有句话说得好：“理国之道，在于公平公正。”绅民一体当差政策的实施，取消了大批地主绅衿的特权，也大大打击了地主绅衿的嚣张气焰，维护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就是在维护公平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