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都没钱，可是却总有聚会，村子里惟一的几个小饭馆都叫我们吃遍了，现在有时候回想起来，那些饭馆里的小老板大约看到我们就害怕吧，因为我们一来就是一大群，可是菜点的却不多，不多的菜里不是素菜就是凉菜，酒却总是要很多，最便宜的啤酒或者二锅头。我们坐在那里不说话也显得很喧嚣，总是有人走来走去，抽烟、咳嗽、吐痰、抽鼻子。后来这些人里很出了一些当代的艺术家、画家、诗人、歌手，他们现在当然不再去小饭馆吃饭，聚会都在私人会所或者工作室里，喝陈年的芝华士，抽粗壮的雪茄。当然也有不少没混出来的，都悄无踪迹了，或者回老家扛锄头了，或者去小区当保安了，谁知道呢。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谁的将来，反正谁手里都攥着大把的年轻可以挥霍，成天在一起的话题就是某某卖了一张大画，发达了；或者某某傍上了某个富婆。那时候我们最向往的就是出名得利，身边左拥右抱几个年轻美女。理想我们一般不谈，尤其在饭桌上说这些会让人耻笑，我们像发了疯的野狗一样叫骂那些已经出了名的艺术家，活着的和已经死去的，被骂得最厉害的就是梵高，我们说那就是一个纯傻X，疯子。让我们顶礼膜拜的都是毕加索那样富死的艺术家。然后我们相互骂，骂自己，因为长眼睛的都看得到，我们比任何人都疯。万依说我们是一群脱离了轨道的人，在没有轨道的野地里还发疯似的乱跑。

    春天里我们真的四处乱跑，村子后面有一座小山，一群男男女女向山上跑，谁身上都有使不完的劲，谁都有一腔终日挥不散的阴霾要丢掉。有时候我们唱歌，最给情绪的还是崔健的《花房姑娘》和《一块红布》，唱到“我感觉我要喝点水，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时，身边有女人的都去逮那女人的嘴，女人们惊叫着四散，也有忠诚地等着被男人亲的，到处是荷尔蒙和多巴胺的味道。那时候我们都长一个样。

    有一次来了一个传道士，他穿着一身挺括的服装，坐在桌子的最上首，不让我们动筷子，而是让我们低头闭目双手合十，他念出长长的一段颂诗，感谢基督耶稣赐与我们食物。然后又来了一个某学院的导演，带着一部大大的专业录音机，要录我们这些人说的话，我记得他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那女人一直低头看小化妆镜里的自己。当然还来过各色的商人和外国人，他们参观我们居住的房屋——就是我们称之为画室或工作室的地方，有时候他们拿一条香烟就能换走一幅他们喜欢的作品。更经常来的是催缴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各种费用的房东，他们通常面目可憎，从来也没有一个美貌善良的房东女儿，此外还有查各种证件的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恪尽职守，绝不辜负纳税人的一分钱。

    后来我们就四散了。四散之后土壤肥沃了许多，我想一定是之前过于局促的缘故，所以分开反而能生长得繁茂。虽然我很努了几年的力，也还是没有长出地皮儿，但是看到有长成大树的朋友还是很欣慰，要知道曾经我们一起在地里被人浇大粪啊。最幸福的是那时候有一个斜眼诗人，总在饭桌上念他的诗，他说如果有人还没有读过他的诗，就应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在阳光万丈的祖国，向他认错。那时候我们红着脸坐在凳子上，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一次又一次。

    2016年4月28日

    《姐妹》写不下去，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