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为网友“六朝人物”2007年发表于天涯，非常喜欢，特此转帖：

   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在魏金枝编写的《中国古代寓言》上第一次读到牛缺的故事，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敢说真的弄明白了它的意思。

　　这故事的大意是：

　　牛缺是位大儒。他在出门远行时，遇上了一伙强盗。强盗抢走了他的车和随身衣物，把他丢在路上走了。牛缺很有涵养，什么也没说，又接着赶路。

　　本来事情该到此为止了，可是强盗们走着走着，越来越觉得这个人不寻常：没有反抗，没有哀求，甚至也没有哭哭啼啼张皇失措的表现，这么有深沉有定力的人，他们从没见过。于是这些家伙琢磨开了：这是一个贤人啊！既是贤人，将来就保不齐有发达的一天，到了那个时候他再来找我们算帐，那可就惨了，干脆还是斩草除根吧。

　　于是，这伙强盗追上牛缺，把他杀了。

　　那本寓言书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读物，就是从那本书里，我知道了庄子墨子晏子管子，知道了“兔死狗烹”、“狐假虎威”。在那些精彩的故事和人物中间，牛缺的悲剧并不起眼，但却一直叫我觉得堵得慌——它是什么意思呢？说明了，或者想要说明什么呢？它是那样没头没脑，不提供任何清晰的道德训诫和可靠的应对方法。所以每想到这个倒霉的牛缺，就有种不踏实、不安全感，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危机四伏。

　　后来读《列子》，又看到这个故事：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郸，遇盗于耦沙之中，尽取其衣装车，牛步而去。视之欢然无忧厷之色。盗追而问其故。曰：“君子不以所养害其所养。”盗曰：“嘻！贤矣夫！”既而相谓曰：“以彼之贤，往见赵君。使以我为，必困我。不如杀之。”乃相与追而杀之。

　　更奇的是居然还有后传，而恰恰是这个后传，把我给牛缺想的后路给堵死了：

　　燕人闻之，聚族相戒，曰：“遇盗，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适秦，至关下，果遇盗；忆其兄之戒，因与盗力争；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辞请物。盗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将著焉。既为盗矣，仁将焉在？”遂杀之，又傍害其党四五人焉。

　　书渐渐读得多了，才发现牛缺竟然曾经是是如此著名的人物——或该说著名的倒霉蛋。

　　《吕氏春秋》《必己》篇：

　　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郸，遇盗於耦沙之中。盗求其橐中之载，则与之；求其车马，则与之；求其衣被，则与之。牛缺出而去，盗相谓曰：“此天下之显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诉我於万乘之主。万乘之主必以国诛我，我必不生，不若相与追而杀之，以灭其迹。”於是相与趋之，行三十里，及而杀之。此以知故也。

　　《必己》这个“必”除了“一定”之外，还引申出“指望、依靠”之意，开头一句是“外物不可必”，举了“龙逄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等等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因为“外物不可必”，所以用庄子行于山中故事，说做人就要“似之而非”：“无讶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

　　结论是：

　　“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无不遇矣。”意思是牛缺没有做到“必在己”，所以才“不遇”。

　　这个话是怎么说的？怎么作才叫“必在己”？又怎么做才能“遇”呢？

　　基本上《吕氏春秋》里有的，《淮南子》也落不下，这次也一样。

　　《淮南子 人间训》：

　　秦牛缺径于山中而遇盗。夺之车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盗还反顾之，无惧色忧志，驩然有以处得也。盗遂问之曰：“吾夺子财货，劫子以刀，而志不动，何也？”秦牛缺曰：“车马所以载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圣人不以所养害其养。”盗相视而笑曰：“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圣人也。以此而见王者，必且以我为事也。”还反杀之。

　　结论是“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于敢，而未能勇于不敢也。”

　　牛缺不但是“未能以知不知”、“未能勇于不敢”，更严重的是书白念了，未谙大道，更不会活学活用。真正有道的人，是应该逢凶化吉的（“凡有道者，应卒而不乏，遭难而能免，故天下贵之。”）。

　　三种记载各有小异，但主旨可谓众口一词，都把牛缺当成了反面教员。

　　牛缺很倒霉，这是他的错吗？如果是，他又错在哪里了呢？

　　要找毛病，不是没有，比如《列子》和《淮南》都提到的“欢然之色”，明显的做戏太过。但我想这个错误不是牛缺的，而是这两本书的作者的：再怎么说，遭到打劫也是倒霉事，谁会跟得了便宜似的？分明是写这故事的人缺乏分寸感，还是《吕览》写的“要什么给什么”比较合乎人情。

　　似乎还是《吕览》“此以知故也”一句说到了关键：你叫人家摸到了底，难免就要倒霉了。

　　那么他该怎么做呢？哭哭啼啼，磕头不已？或者即使不肯如此入戏，至少也别做那个出头椽子，混同于一般群众，表演出点害怕神色，不是就混过去了？

　　我开始怀疑孔子蹲在门口那个“丧家狗”形象了，他那么高的大个子，可怜巴巴地蹲在那里，是不是为了不要太引人注目呢？

　　可是列子“后传”里那个燕人故事，又该怎么说呢？他不是充分吸取了教训，苦苦哀求才把命弄没的吗？当然可以说他胶柱鼓瑟，做过了头，犯了跟牛缺方向似乎相反、但性质相同的错误。那么“应卒而不乏，遭难而能免，故天下贵之”的“道”就是察颜观色的本事和心理分析的能力？且不说学问是否就该派这种用场，单说人心隔肚皮，你就是把佛洛伊德弄来，这种场合下也未必一定“能免”吧？

　　再来看一个西方大人物的故事：

　　凯撒没有发迹的时候，曾作过海盗的俘虏，海盗要拿他当肉票，要求付一笔赎金，他可是张扬得很，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大人物：我才值这么点钱？不行，你们必须加倍要，要少了我不答应。临了还扔下句硬话：抓我算你们倒霉了，我会让你们死得很难看。海盗们没当回事，还以为这个冤大头很好玩。凯撒被赎回之后，马上弄来一支舰队，把海盗们全杀了。

　　凯撒的表现，比牛缺要夸张多了，如果说牛缺错了，他更是错的离谱，怎么倒没有死呢？文化差异？身份不同（他是肉票，海盗们不舍得撕）？还是什么别的因素？

　　被人劫财害命，本来就是世间最不幸的事，可是更加不幸的是为此还要被人视为傻瓜。这个牛缺正是这样的双重倒霉蛋，命丢了不说，还弄得声名狼藉，说起来真比窦娥还冤。

　　读书人干吗要这么踩他呢？我想不是因为他们太没同情心，恰恰相反，他们太在乎这个事了。不给一个似乎说得过去的教训，他们是不踏实的。

　　读书人不管何门何派，都有一个隐秘的信念：他们是受到眷顾的一批人，“上帝的选民”。

　　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他的这个“善人”指的应该是顺乎道（认识并依照规律行事）的人，他的意思是：天道固然“不仁”，但明智者可以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而在儒家看来，天道是仁爱的，对仁爱者自然会格外照顾，正如孔子走背字时说的“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后来王莽临死前也说过这个话）

　　可是牛缺的遭遇，却似乎是对他们这种信念的否定，这使他们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有个英国作家曾说过句俏皮话：夺走老头子的信仰，就象夺走小孩子的玩具熊一样（不能容忍），为了保卫自己的“玩具熊”，他们就必须找到某种解释，来说明这是牛缺自己的错儿，怨不得别人，怨不得老天爷，更怨不得那些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学识和修养。他们如此卖力气跟牛缺划清界限，恐怕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而是为了掩盖内心的惶恐。

　　相比之下，东汉王充要坦率得多了。《论衡　幸偶篇》也谈到了牛缺，说：“牛缺为盗所夺，和意不恐，盗还杀之。”但他对这件事的解释，跟以上几种说法完全不同。

　　王充说：人有贤与不贤，事有幸与不幸。贤与不贤，是德行（也包括智商，古人往往是把仁和智放在一块的）问题；幸与不幸，是运气问题，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好人不一定得好报，坏人也不一定要倒霉。而且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象面前，也会有不同的结果。你根本没办法找到一种“放诸四海都有效”的万金油办法。所以牛缺并没做错什么，他只是运气不好。

　　我想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合乎逻辑的说法了，过去我对王充一直有点偏见，看来还是得谦恭一点。

　　可是这个答案还是叫我不踏实——难道就没有一点趋利避害的实用性原则吗？王充给出的答案很消极：行为上“戒慎”，态度上“君子处易以俟命”——我把这翻译为“别主动找死，等着它来找你”。

　　正因为有这样的无所适从，人们才需要宗教信仰的吧，相信（哪怕是妄想）有个什么东西总在罩着你，真是不错。《西游记》里唐僧之一塌糊涂，甚于牛缺无数倍，之历尽艰险更甚于牛缺无数倍，却能化险为夷，功德圆满，还不是靠上面有人？齐天大圣、天蓬元帅什么的不指望，就是把什么四值功曹、五方揭缔、六丁六甲之类配一个给牛缺，也不至于挂了吧。

　　可是这个宗教，也是需要你去取悦的，是不是多烧香多磕头多布施多祷告就可以了呢？梁武帝萧衍建了那么多佛寺，还拿自己当肉票，叫国家出钱赎人，佞佛到了一定水平了吧，达摩和尚一句“无功德”就给否了。说的也是呀，救世主也不是腐败分子，哪能见钱眼开呢，哪能这么不含蓄呢。

　　有大明白人说啦：大神的心思你别猜（和声：你别猜别猜别猜），你猜来猜去也不明白，这个事儿，讲究个心诚则灵，另外还要看缘分，所以你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可是怎么听，我怎么觉得这个大神（不管他叫上帝、佛陀还是别的什么玩意儿）其实跟那伙喜怒无常的强盗是他妈一码事。

　　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以为，这个无所畏惧不仅包括了敢于直面人生之无常的勇气，也应该包括了面对人生之无意义（既然无救赎，也就无所谓意义）的勇气。这个态度，其实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