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官的传令一下子把苹果摊到了聚光灯下，苹果与美国当局就加密问题进行了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自2014年年底，苹果首次推出其加密系统iOS8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政府与苹果对此一直意见不合。

iOS8增加了比以往的智能手机都强大的加密功能，它用用户密码加密了所有用户的数据：通话记录、短信、照片、联系人等。其加密功能强大到连苹果也无法破解。早期设备的安全性要弱得多，有各种可以侵入的方法。但现在，即使执法部门有有效的授权令，苹果也无法访问运行iOS8的锁定设备。“我们与竞争对手不同，苹果无法绕过你的密码，因此无法访问这些数据。”苹果在其网站上写道，“因此让我们响应政府，从运行iOS8的设备中提取数据的要求，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

这一更新接二连三地阻碍了执法者的调查工作。就在库克就“圣贝纳迪诺事件”发表公开信的两天后，当局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在他们调查的案件中，有175部iPhone被锁定，阻碍了他们做进一步的调查。一年多以来，美国最高级别的执法部门一直在向苹果施加压力，期望得到解决方案。“当FBI在圣贝纳迪诺提起诉讼时，很多人认为这件事只是个开端。”苹果首席律师塞维尔说，“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结果。在 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Comey）的决定落实到诉状上之前，他们已经有了大量的行动。”

塞维尔解释说，他自己、库克和苹果法律团队的其他成员一直与美国FBI、法务部及华盛顿和库比蒂诺的司法部部长保持定期会面。库克、塞维尔和苹果的其他成员不仅与詹姆斯·科米会面，还与美国司法部总检察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司法部部长洛蕾塔·林奇（Loretta Lynch）、FBI局长鲍伯·米勒（Bob Mueller，科米的前任）和司法部副部长萨利·耶茨（Sally Yates）会面。

2014年年底，库克和塞维尔会见了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和吉姆·科尔（Jim Cole），副部长和FBI探员说，他们对于“能够大规模地接入人们的手机”非常感兴趣。这是发生在“圣贝纳迪诺袭击案”很久之前的事情，苹果从最开始就明确表态，决不授权FBI侵入苹果用户的手机。库克和塞维尔告诉霍尔德和科尔，他们“认为向一家首要关注保护用户安全的公司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恰当”。库克和塞维尔与林奇和耶茨也进行过类似的谈话。

塞维尔说，很显然，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有一些执法官员不太关注整个社会层面的问题。而有些人虽然在理智上同情苹果的立场，但作为法律官员，他们为了继续处理案件，坚持要求能侵入手机以获得信息。塞维尔说，库克坚守住了立场，即安全和保护隐私是基石。库克十分坚定地认为，任何绕过安全保护的尝试都是极度危险的。一旦创建了“后门”，用户信息就会很容易被泄露、盗用或滥用。

但是，当“圣贝纳迪诺事件”出现时，执法部门将此视作一个迫使苹果就范的机会。“FBI认为苹果这次是四面楚歌。”塞维尔如此说，“我们目睹了这一悲惨的枪击案，我们手里有这部 iPhone，罪犯已经死了，这个时候需要苹果采取行动。美国FBI就在此刻决定发起诉讼（要求苹果创建‘后门’的传令）。”

果不其然，正如库克及其团队预测的那样，法官的传令在媒体上引发了一场火焰风暴。这一事件成了整周内最重要的新闻，并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一直是头条新闻。苹果的回应引起了执法部门、政治家和权威人士的强烈谴责，比如加州民主党参议员、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负责人黛安·范斯坦（DianneFeinstein），她呼吁苹果应在打击“家乡的恐怖袭击”中提供帮助，并威胁要通过立法将加密行为判定为犯罪。

在曼哈顿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威廉·布拉顿也批评了苹果的政策。在另外一起案件中，两名警官被枪杀，调查中同样涉及一部手机。威廉·布拉顿拿着这部手机，对到场的记者说：“尽管法院下达了命令，我们还是无法使用这部iPhone。我的两名警官被枪击，阻碍案件被继续调查的是我们无法获取这部设备里的信息。”

特朗普加入混战

几天后，时任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波利斯岛（Pawleys Island）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呼吁抵制苹果。特朗普甚至指责库克有政治动机：“蒂姆·库克希望做大量工作，可能是为了展示他有多开明。”

特朗普在保守派观众面前大肆表演，试图让库克看起来像一个自由派的坏人，并用恐吓的策略使苹果看起来像是站在了恐怖分子的一边。特朗普在推特上进一步攻击苹果，再次呼吁抵制苹果，以迫使苹果将信息交给FBI。

随着众多政治人物和官员反对苹果，美国公众也加入反对苹果的阵营。皮尤的一项调查发现，51%的人认为苹果应该解锁iPhone来帮助FBI，只有38%的人支持库克的立场。但几天后，路透社与益普索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这项调查，46%的人同意苹果的立场，35%的人不同意，20%的人表示中立。

这种差异是由于描述问题的措辞不同：皮尤调查问题提供的有关苹果立场的信息较少，似乎偏向于FBI。一项对社交媒体中使用的表情符号的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人们对此事莫衷一是。通过分析人们推文中的正面和负面表情（笑脸、皱眉、拍手、大拇指竖起和大拇指向下），一家名为“说服与改变”（Convince&Convert）的营销公司发现，支持苹果和支持FBI的人数相当。虽然这种调查方法不太科学，但显而易见的是，公众对此事意见不一。这种事情从未出现过，许多人听到此事都蒙了。

不过这并不完全是坏事。库克的立场似乎也对公众舆论产生了一些影响。特朗普的推文下面有数百条评论为苹果的行为辩护。特朗普的推文一般都是表达反对的观点，但此次收到的大多数评论都是支持苹果的。一条评论说道：“抵制苹果产品的做法非常荒唐可笑。如果手机可以被侵入，那我们就都没有隐私了。政府根本不可信！”

一些知名人士也对库克和苹果表示支持，包括脸书的CEO马克·扎克伯格、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推特的CEO杰克·多西，以及揭发国安局的“棱镜门”的主角爱德华·斯诺登。《纽约时报》的编辑部也支持苹果，他们在一篇题为“为什么苹果有权挑战协助FBI调查的命令”的社论中写道：“这条法律，目的是想让执法工作更容易，但这么做很有可能会大大削弱公民个人、企业和政府本身的安全性。”显然，库克及其团队深以为然，并做好了战斗到底的准备。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无限环路的管理楼层变成了一间全天候的作战情报室，工作人员不停地在发布信息，回应记者的提问。一名公关代表说，有时一天要发送数则最新报道，邮件要抄送给700名记者。这与苹果以往采用的公关策略截然不同，他们以前只是偶尔发布新闻稿，常常不理会记者的电话和邮件。

库克还认为，在公司受到攻击时，他必须“凝聚军队”，提升士气。在一封题为“感谢你的支持”的给苹果员工的电子邮件中，他写道：“这个案子不仅关乎一部手机或某次调查。”他继续说：“而是威胁了数亿守法者的数据安全，并开了一个会威胁所有公民自由的先例。”这封邮件发挥了作用。苹果的员工相信自己的领导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不仅是为了苹果员工，更是为了广大群众。

库克非常关注人们在这场媒体风暴中如何看待苹果。他借此机会极力教育大众关于个人安全、隐私和加密的认知。“我认为很多记者看到了苹果新的状态和新的面貌，”一位要求匿名的公关人士说，“蒂姆决定这样做，这与我们过去所做的非常不同。我们有时会每天给记者发3次电子邮件，让他们了解最新情况。”

而在苹果之外，库克进行了一次魅力攻势。在发表信件的8天后，他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黄金时段的采访。库克坐在无限环路的办公室里，真诚地表达了苹果的立场。《华盛顿邮报》称这是库克作为苹果CEO接受的“最重要的（采访）”。该报写道：“库克回答问题的时候，表达了自己最原始的，甚至比以往更坚定的信念。他言语犀利地称，该请求是‘软件里的癌细胞’，并谈到‘最基本’的公民自由。他说他已经准备好战斗到底，哪怕一路到美国最高法院。”很明显，这位苹果领导人即使面对艰难现状，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苹果总部作战情报中心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次采访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认为库克做得很好，他不仅阐明了苹果的观点，而且向世界证明了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道德领袖，用户可以信任他来保护自己的隐私。

“这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公司高管，不是那种满脑子想的就是大捞一笔钱的人。”苹果首席律师塞维尔说，“库克是你可以信任的人，是言出必行的人。他做事从不出于恶意或是叵测居心，而是永远追求公正。他是公司出色的管家，并且他所说的和所做的都是他自己相信的。”多年来，苹果的员工已经非常了解蒂姆·库克的价值观了，但公众还是第一次了解。这对苹果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大部分民众最初并不赞成苹果不帮助FBI获取iPhone信息的决定。

苹果在2月底又赢得了另外一场胜利。当时纽约的一家法院拒绝了FBI要求苹果打开一名毒贩手机的请求。詹姆斯·奥伦斯坦（JamesOrenstein）法官同意苹果的立场，即不能使用《所有令状法案》命令苹果解密其产品。“政府的立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今天它允许的事情，还是1789年国会所做的事情（颁布《美国联邦宪法》）。”他说道。

尽管这起案件的裁决对圣贝纳迪诺的法庭没有约束力，但塞维尔说，它给了苹果应对媒体急需的弹药。“对我们来说，这非常重要。”他说，“它使我们能够回到新闻媒体和那些曾经诋毁我们的人面前，说：‘这不是关于苹果的商业精神。这不是说苹果是一个坏的参与者。这是原则性立场。唯一一位参与这类事件的国家级法官跟我们的看法一致。’”库克和塞维尔相信，有了奥伦斯坦法官的支持，其他人很快也会支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