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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婚情报告：物质时代的爱情与婚姻
过去20年，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改革开放的浪潮喷涌不息，浮躁与创新，功利与务实，娱乐与跳跃，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在像万花筒一般，展示着一幅幅抑或黑白抑或彩色的图景。
时代的特征来自于生活，也作用于生活，吃、穿、住、行，一切都在悄然改变。而我们的婚姻，作为维系社会男女的惟一合法体系，也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的婚姻关系正在形成，它不再只是你侬我侬、两情相悦的诗意画卷，也不再是纯粹的爱情结晶，金钱、利益、权力、欲望，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承载于婚姻之上。
于是，物质主义，成为了现代婚姻的一个关键词。
爱情是账单，婚姻是跳板
不知从何时起，看一个人有多爱你，就看他肯为你花多少钱，这似乎成为了一句至理名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钱的确是一块试金石，不管男女，如果肯为爱人撒下大把大把的钞票而毫不心疼，或许就可以证明：这个人很爱你抑或很重视你。
恋爱消费，是每个在热恋中的男男女女不得不支出的一笔开销。而由于男性的社会角色影响，这笔开销常常由他们买单。
小林和女友刚相识半年，正处于恋爱的“沸腾”阶段，两人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形影不离。恋爱固然甜蜜，然而看着一天天瘪下来的钱包，小林不免有些为难，于是他认真地算了一次账：
星期一：下班后到一个爵士酒吧，聊天喝饮料，花费：85元。
星期三：买到了女友喜欢的手镯，送给她作礼物，花费：150元。
星期五：下午双双提早下班去逛街，女友收获一件无袖短连衣裙、一双凉鞋、一瓶防晒霜和一个挂件，她只要我送其中的防晒霜，价值：260元。晚上吃日本料理，花费：60元。
星期六：因为周末的关系，请女友吃了一顿好的，在一家宾馆的西餐厅，花费：200元。接着看了一场50元钱的电影。
这就是小林一周的恋爱消费，共计：805元。相比于一个月三千来块的工资，这个答案，让小林不禁一阵心惊。
据调查统计，恋爱消费已经占据了年轻人日常支出的首位，平均一对恋人一个月的恋爱消费在一千元上下。看电影、下馆子、泡吧、交通费、通讯费、鲜花礼物，这些一般恋爱模式所必备的交往项目，少则三四十元，多则高达上千元，它们随着爱情温度的上升，也攀上了一个又一个顶峰。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金钱代表我的心。爱情与金钱，真是一对永远都纠缠不清的冤家。
金钱为爱情加分，制造了浪漫和快乐，但它冰冷的外表，也让爱情和婚姻变得实际和功利。
相亲大会，是都市剩男剩女们的狂欢盛宴，然而，车、房、存款，却是横在男男女女之间的一面高墙。
今年28岁的张丽是杭州一家外企的部门经理，她对配偶的要求不仅仅是名校毕业、身高1.75米以上、相貌端正这些外在条件，还要求必需有100平米以上的住房和不少于20万的存款。带着这些条件，她在骄阳下苦等了一天，可是合适的人选始终没有出现，但张丽还是充满着希望，不愿意作出任何条件的让步。
翻开报纸上大大小小的征婚广告，男性无一例外地都会写上“有房有车”、“家产百万”这些物质条件，目的无非是吸引女性的目光，而关注的眼球率也的确随着这些资产的上升而节节攀升。
征婚广告从80年代的“兄弟四人、房八间、每月工资80元、热爱工作”，到现在的“英俊潇洒、年入千万、商界风云人物”，富有是变化的核心。一批又一批的时代富翁富婆纷纷加入了征婚行列，利用手中不菲的资产和资源，打造着精美的征婚广告，希冀找到“心中的那个她(他)”。
然而，那个她(他)却不是这么好找的。富翁富婆们既然占有了社会资源的大头，他们当然也希望找到一个同样稀缺的“珍品”伴侣。2004年，一则登在北京某报纸上的征婚广告引发了一阵舆论狂潮。
男方条件的确出类拔萃，“男，未婚，汉族，70年代出生，1米7余，硕士学位；私企总裁，年入千万，资产过亿，现居上海”，而对女方的条件也不低，开出了“7不要”清单，“观念前卫、行为出位的性经历者不要”、“奇装异服、举止另类的‘哈韩族’不要”、“娇生惯养、自视清高的傲慢千金不要”、“风风火火、拼抢风头的‘女强人’不要”……末了，还附加了一句最重要的—“冰清玉洁，无性经历”。
对于如此苛刻，甚至不近人情的要求，舆论一片哗然，大多数人抱以反感的态度，发出“有钱就了不起啊”的呼声。但无论舆论的声音如何，短短几天内，仍有上百女孩伸出了手中的橄榄枝，此起彼伏地投怀送抱。
颇为有趣的是，由于其中的“无性经历”一条，竟然引来了不少学生前来应聘。一名自称在上大二的女生，认为自己符合该富翁的征婚条件，但又想好好学习，希望能和该富翁先接触一下。最让人惊叹的是一个在网站上留名为“好女孩”的女子，自称是一名高中生，留言竟写着“真的好喜欢你！”并称非常欣赏这位大胆表白自己心思的富翁，如果不是因为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一定会报名应征。
一方要年轻貌美，一方要丰厚物质，一场又一场的交易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形成了。如果说女学生们还是想正儿八经地找个丈夫，只是被物欲撞了一下腰的话，那么另一种类似于古代养小妾的方式—包二奶，则实在是这个时代的无奈。
提起“二奶”，应该没有人会不知道。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少人打起了“饱暖思淫欲”的念头，于是纷纷开始寻找知己，过起了形似重婚的“完美”生活。
位于深圳的下沙村，曾经是盛极一时的“二奶村”，由于其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一大批香港富商来此为情人安营扎寨。这些香港富商们出手阔绰，为年轻女孩们编织了富足生活的梦想，而女孩们也从钱当中，得到了物质的满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二奶们也从“懵懂”的初级阶段，走向了成熟。新一代二奶们更为“职业化”，她们对同居对象不抱有任何婚姻的幻想，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于是她们隐姓埋名，背着父母和朋友，安心地活在“大奶”的阴影之下。
阿艳今年30岁，长得高挑，面容、皮肤都很好，是某名牌大学硕士毕业生，毕业后在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月收入3000余元。她在工作中认识了本单位的一位经理—40多岁的东南亚华侨。就这样，阿艳辞了工，很自然地搬到顶头上司那套豪华住房里，做起了职业二奶。阿艳坦言，她与经理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两人在一起生活各取所需，十分和谐。她不会提出“正名”的要求，也不在乎“二奶”这个难听的称呼。
二奶们之所以在现代发扬光大，位高权重的贪官可说是助了一臂之力。“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个伟大的女性”，套用这种说法，“一个贪官的背后，总站着一个或一群女人”也是一条真理。统计显示，中国已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1999年的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中，100%包养了二奶。
二奶成为了社会上一道独特的景致，男人和女人各取所需，互不妨碍，而二奶们也对这种生活方式颇为满意，认为自己用肉体换取金钱，是一种合理的卖淫行为。
2007年赵晓的一篇《婚姻，“长期性的卖淫”？》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大众的一片哗然。
赵晓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婚姻已经成了许多女性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贵’的内涵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婚姻很多时候成为通过批发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个漂亮包装而已，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卖淫’。”
这篇文章的题目的确是唬人得很，但内容却也反映了实际的状况。如果婚姻失去了爱情的基础，变成了单纯的交易，试问，这种夫妻在一起生活的形式，和长期卖淫嫖娼有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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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观察与思考
一个新课题：婚姻经济学
用经济学来分析婚姻与爱情，首创于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他把经济学方法引入对婚姻行为的分析，写了《家庭论》(ATreatiseon TheFamily)一书，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同样，也应用于了婚姻。
这样的应用，刚开始被很多人所不齿，爱情向来被喻为人世间最美好、最崇高的东西，千百年来被人们歌颂赞美，怎么能用如此自私功利的经济学来分析呢？人们大骂世风不古，人间真情不再。
贝克尔提出婚姻经济学是在1981年，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国内还对这种观点是一片倒的反对之声，那么，在现在看来，恐怕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赞同这种分析方法，并应用到了实际生活当中。
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婚姻是一种交易。从找对象到结婚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双方需求、认同商品交换条件直到签订交换契约的过程。婚姻也是人们为了满足于本性并降低交易费用而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一种组合形式，类似于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要比市场交易节约交易成本。
虽然经济学是冰冷和自私的，但是在数字与数字的对抗中，却可以看清楚许多爱恨纠缠中的是是非非。人们结婚的目的是在于希望从婚姻中获得最大化的收入，如果婚姻收入超过单身收入，那么人们会选择结婚，否则就会宁愿选择独身。结婚也有收益，两个人可以互相照顾，或者获得社会的“正常”评价和认可，获得规模效应。比如，两个人单独生活要两套厨具，但如果结婚后就只需要一套厨具。而人们结婚与否，就是在婚姻的成本和收益间寻求平衡。
如果看懂了这套理论，也许社会的种种不正常婚恋现象都能得到很好的解析。
当代中国正处于变革发展的高潮，许多社会问题也在这个时代突出地涌现出来。作为结婚主力军的年轻人，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都不轻，想好好地谈场单纯的恋爱几乎是一个虚幻的梦境。
2003年，212万；2004年，280万；2005年，340万；2006年495万，这组不断上升的高校毕业生数字，就像一张大网笼罩在大学毕业生的心头。高校毕业生潮水般涌入就业市场，数量越来越庞大，几乎每一位大学生都切身感受到了就业恐慌。
然而，相较于水涨船高的毕业生人数，毕业生的就业率却连年不断下降。在一份官方提供的《“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中显示，2003年至2005年，离校时未就业的毕业生分别达到75万、99万和120万。
而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也没有几个笑得开心的，毕业生起薪预期在1000元以下的占23%，实际低于1000元的也有13%，有的大学生起薪甚至连民工都不如。
因此，面对着如此微薄的收入，大学生们不得不开始动动脑筋，想想别的生存办法。
一支以女大学生为主的“急婚族”出现在了校园之中，她们在本该辗转于招聘会间的季节，却把精力放到了“找对象”上。
“2007年毕业，要求男方年龄在38岁以下，在京工作，有家用轿车和独立住房，月收入2万元左右，无不良嗜好，不带小孩，条件合适者可立即结婚。”这是网名为“温泉静儿”的一名女大学生在网上发的帖。
北京梦缘婚介所经理张洁告诉记者：“6月份的征婚人数比上月增加了30%左右，其中在校大学生占8%左右。北京高校聚集区海淀区门市部的大学生征婚人数要稍高些，占总征婚人数的10%左右，其中应届毕业的学生居多。”
提起发布征婚帖的原因，“温泉静儿”告诉记者：“我马上就要毕业了，要在北京找份如意的工作太难了，要供房供车就更难了，能找到一位有经济基础的男士结婚，不仅仅在生活上有所依靠，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生活、工作压力。何乐而不为？”
就业、房子、车子……在生存压力的重担之下，女人们都算计着投入有钱人的怀抱，而美女更是如此，因为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美女嫁富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女是社会的稀缺资源，理应受到众人的追逐，而美女选择嫁给一个普通人，她的价值将不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也就是一笔不合算的买卖。所以，为了让这种“贸易”得到“双赢”的局面，美女自然都选择嫁给了富翁，这样才让两人的结合产生了最大的收益。
经济学的确让我们明白了一些事情，但当我们在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婚姻爱情的同时，也不得不声讨一下经济自己惹得祸。
中国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着，当它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先富起来的人群后，也引来了弥漫于城市之中的“消费主义”。
据调查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市场，奢侈品牌商店不仅现身上海、北京、广州，也可见于沈阳、天津、哈尔滨和青岛等二线城市，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中国城市人群的推动。
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主义对中国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是一种把无限占有物质财富、贪婪追求无度消费作为人生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是消费主义的真实写照，它意味着“钱就是生命，货币创造一切”。
然而，对于已经经历过消费主义袭击的发达国家来说，消费的本质并不是物品，而是文化。这对于还怀着“暴发户”心态的国人来说，似乎还很难理解，在他们看来，消费仍然只是钱和物之间的互动。
消费本身是一门学问，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影响力，消费理念在其中占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像其他所有的社会问题一样，文化的断层让我们丢弃了传统的中国消费观—节俭。
在历史上，中国古代有影响的学派几乎都是主张节俭的。儒家的孔丘说：“礼与其奢，宁俭”。道家的老聃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仍然是一句真理，当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惯性的时候，就很难再轻易地从里面走出来。在消费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早就把消费奢侈品当成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方式。有资料显示，中国年轻人渐成超前消费和奢侈品消费的主体。不少年轻人为了购买奢侈品而不惜透支消费，内地奢侈品消费者已占总人口的13%，大部分消费者为年龄低于40岁的年轻人。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对奢侈品如此狂热，让世界为之侧目。
快节奏、贫富差距、生存压力和道德文化的落后蒙昧，这些时代特点造就了物质主义，它侵蚀着我们的思想，掌控着我们的行为，它就像一枚炸弹悄悄地摆放在我们身边。
经济对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确确实实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消费观和金钱观，甚至是价值观，而这种观念当然也很直接地反映到了我们的婚恋观上。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现在，因为每个时代都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滚滚向前。
但我们还需明白一点，时代毕竟是在进步，独立自信、自强不息，追求个性和自由，同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积极的产物。不依附于他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和爱人共创美好的未来，这样的生活不仅充满了爱情，也更自由和幸福，因为有尊严和负责任地活着，就意味着我们在驾驶自己的生命之船，清醒而非无知，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生命享受。
婚姻，在等价交换中产生幸福
选择爱情，还是选择面包，这两者看起来似乎是一对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调和的矛盾。
爱情，一点点的动心，一点点的冲动，一个拥抱一个吻，世间最强烈、最难以表明和最宝贵的情感。古人对于爱情叹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于是便有了张生和崔莺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千古绝唱。
在现代社会，爱情更是一种感觉。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交往如此频繁的时代，爱情的出现常常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它把男人和女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男人和女人又在爱情里纠缠不清。男人和女人都离不开爱情，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人毕竟是情感动物，骨子里谁也不能逃避对爱情的渴望。
而面包，说白了就是物质，也就是我们手里的金钱和地位，到目前为止，现在这个社会中还没有多少人可以逃脱这样的诱惑。于是，在物质面前，爱情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有多少人为了物质生活的丰足而放弃了所谓的爱情，更有很多人面对物质生活甚至可以牺牲自我，目的明确地放弃了所有的世俗观念与伦理道德，爱情与亲情的前提似乎就是物质，如果没有了这样的前提，一切都那么的苍白。当面对物质诱惑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就会发热，我们的价值观就会出现偏颇。
因此，不知从何时起，爱情与面包，这两种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不能共存的两个极端，选择了爱情，就会放弃物质，选择了物质，就舍弃了感情。梁山伯祝英台式的爱情成了这个时代不切实际的向往，人们向往那种单纯的情感，但在面对诱惑和现实生活的时候却又无力逃脱。于是，爱情和物质，就成了人生痛苦的抉择。
然而，爱情和物质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我们站高一步或看得更本质些，也许问题就会出现转机，也许一切就会云开雾散。比如，我们承认，爱情与婚姻，事实上是一场男女双方的物质博弈游戏。
这似乎又回到了经济学的老路，但我们不妨再用这个工具来分析一下婚姻。
著名作家柯云路说，“婚姻是等值交换”。女人和男人在做选择的时候，都会在年龄、相貌、性格、人品、文化程度、金钱和家庭背景这几个方面进行互相考量，然后得出一个总体评价，如果两人对彼此的打分接近，那么他们就会互相产生良好的印象，从而有望迈入婚姻的殿堂。
譬如女性都认定A先生是最好的男人，都想找他。而A先生肯定也想找最好的女性，结果，最好的男性就和最好的女性结合了。于是再往下，第二好的B先生和第二好的B女士又挑选了彼此。这样，男人间相互竞争，女人间相互竞争，男女间又相互选择，最后形成的结果一般是对等的。最好的和最好的在一起，次好的和次好的在一起，逐层排列下来。
这是当下社会造成的现状，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只有男女双方在一个各方面水平对等的范围内寻找伴侣，才能找得到，也才能形成最大效益的婚姻。
而这样产生的婚姻，就成为了一个能够源源不断生产财富的企业。男女双方的合作能力是企业存在的重要前提，婚姻的经营运转则包括投资、生产、消费、分配等多种环节，只要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企业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不良影响，只有当各个环节都协调运转，婚姻才具有可持续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婚姻的确是一个企业，但婚姻真的完完全全是一个企业吗？
当然不是，婚姻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因为，它除了生产财富，还生产着幸福这样产品。
幸福和爱情一样，是一种感觉。它是婚姻所产生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产品，家庭成员对其的消费也很隐蔽，外人看不出来，但自己心知肚明。如果两个人结婚了，看起来家庭物质条件丰厚，但却没有产生足够消费的幸福，那么，这个家庭企业就不能说是优良的，它的生产合作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单纯由物欲支撑的婚姻，看起来很美，但身在其中的人是否觉得很美呢？
比如生活洒脱的二奶们，她们拥有了充足的物质，可以享受高消费的生活，天天香车为伴，名牌满身，但是她们也失去了很多。首先，二奶失去了自由，她们必需隐姓埋名，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生活。其次，她们受到世人的鄙视，社会的唾弃。而最重要的，她们享受不了正常家庭的生活，孤独感会随时吞噬她们的灵魂。如果这个给予物质的男人哪天走人，另觅新欢，那么她们将失去这个栖息地，所以，她们其实是悬着心而生活。
2006年冬季上映的一部影片《云水谣》引起了社会各界一阵不小的轰动。故事源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台北，男主人公陈秋水去王氏家里做家教时，与王氏女儿王碧云产生了质朴而纯真的爱情，在双方家长的反对中，王碧云还是找到了陈秋水，准备结婚。这时，台湾局势动荡，陈秋水被迫逃亡大陆，二人于是约好重逢。但世事难料，陈秋水在一次雪崩中殉难，重逢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了，可是痴情的碧云仍然在一句“我要等秋水”中独自度过了60年的岁月。
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大陆，两人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任时世变迁，任岁月流逝，依然坚定地、平静地遵守着自己的爱情诺言，默默地承受着青春的流逝，永远地用一个最美好的回忆支撑自己。他们就像天空中的鸟和水中的鱼，明明知道永远不可能进入对方的世界，但仅仅是因为他们曾经在水天交接的地方有过一次爱情的火花，就永远地伴随着、凝望着、等待着。
正是这种纯真而质朴、不掺任何杂质的爱情，打动了所有的观众，也给这个浮躁物欲的时代以重重的一击。
真挚的情感，永远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同样，幸福的婚姻，也是世间男女所向往的。物质是婚姻的基石，但却不是婚姻的惟一属性。
纯真的爱情，从古至今都受到人们的追求，即使在物欲横流的现代，仍有很多人相信爱情是超越一切的存在，有些人在勇往直前地实践着这句话，有些人在努力朝这句话奋斗，这样的人并不少，而且我们不会说他们愚蠢。
即使它很困难，也有可能仅仅是我们单纯而遥远的希望而已，但这个遥远的希望，又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希望。
因为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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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观察与思考
父母包办相亲是提高婚恋效率还是“开历史倒车”
-谭进 胡一敏
今年“七夕”节时，带着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众多丰富多彩的相亲盛会在全国许多城市纷纷浪漫上演。说是相亲大会，实际上到场的年轻人很少，大部分替儿女当“红娘“的父母已俨然成了相亲会的主角。对此，很多儿女们却并不领情。
有人认为：“父母包办相亲”在省了儿女时间的同时扩大了双方的选择面，并可让年轻人更好地投入工作；也有人认为父母此举是“开历史倒车“—长辈不应过多干涉晚辈的恋爱婚姻。那么，“父母包办相亲”究竟是提高婚恋效率还是“开历史倒车”呢？
相亲者众众结亲者寥寥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中的一场相亲戏一定让很多人仍记忆犹新。男主角孤零零一人坐在中间，面对的是以女方母亲为首的浩浩荡荡十余人的评审团。虽然电影里的场面近乎夸张，但确也反映了社会现实。
每逢周六，在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结缘的杭州万松书院的相亲会上，便聚集了众多为儿女找对象的父母。两个大妈照面，先“狡黠而默契”地微笑着注视对方3秒钟……然后，一方说：“你儿子还是女儿？”另一方回答：“儿子。”第一个大妈接着问：“有没有房子？多大的？什么地段？”如果这时另一方回答的是“没有”，或者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出现了一个市郊的名字，对话便嘎然而止。这样戏剧性的场景在一场相亲会上反复出现。
揣着儿女照片、学历证书或护照等证件的父母，早在前几年就已经成为相亲会上的主力军。他们作为未来女婿、儿媳的第一位面试考官，都希望这样做能为忙于工作的儿女减轻负担。
父母充当儿女的替身，促使了相亲会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然而，父母们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婿或儿媳的信息，却常常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大部分儿女对父母“开历史倒车”的“包办相亲”，几乎一开始都持否定态度，后来渐渐转为不反对也不理会。
据了解，虽然每次相亲会都有成千上万的父母来替子女相亲，但成功率一直很低，几乎不到1/10，而相亲后成功结婚的就更少了。相亲者众众，结亲者寥寥，也许是与会者们一周一次的“审美疲劳”，导致了目前颇具人气的相亲会产生如此结果。
在杭州某公园的一次相亲会上，一位家住萧山的于大伯说，为了儿子的婚姻，他已联系了100多位女孩与儿子相见，但儿子因各种原因还是与这些女孩都无缘定终身。另一位张大伯感叹：“我女儿是海归硕士，在机关工作，还有住房，这样的条件可不能随便找，毕竟是女儿的终身大事啊！”
遵父母之命是“开历史倒车”吗？
据有关部门统计，杭州市适婚而未结婚的人数约有20多万，其中男女的比例约为2∶3。人们还将“大龄白领择偶难”的七大因素概括为—选择面太窄、工作太忙、对对方要求较高、对未来婚姻感到恐惧、重视学业事业忽略生活舒适浪漫、性格内向不善于与异性交往以及社会环境等。
在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结缘的杭州万松书院的相亲会上，几乎每期都是女多男少。很多家长苦叹：要找个合适的女婿实在太难了！该相亲会发起人陈建农说：“有些家长问我，优秀的男孩子都跑哪去了，你们怎么不去想办法组织一批优秀的小伙子来这里啊。这种心情我深深理解。现在的情况是女孩家长越来越多，而且女孩的年纪也越来越小。”
23岁女孩小梅的母亲开的基本条件就是对方必须要有房子，必须要176厘米以上，必须年收入在15万以上。小梅大专毕业后在省级医院做护士，人长得很漂亮。她妈妈说：“我们的优势就是年轻漂亮，所以要好好挑一挑。”在父母的介绍下，小梅曾经对上了一个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对方的条件基本上都符合，不仅有房有车，年收入几十万，而且小伙子选择对象的标准，就要求年轻漂亮，也似乎“门当户对”。可这小伙子的工作实在太忙，几乎天天加班，让小梅没了心情。虽说两人交往了3个月，可在一起就几次，平时都是通过电话来交流的。最后小梅的妈妈得出一个结论：不要找优秀的事业型男孩，要找个家庭型的优秀男孩。
传统婚姻中需要“三书六礼”，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的大部分年轻人并不喜欢繁缛礼节。有的父母为了儿女的终身幸福，去对方小区或单位“调查”；还有一对医生父母要在相亲现场为未来的儿媳验血，说“两人结婚，血型匹配很重要，这个验血关，我要亲自把”。
父母之命难违，这应该是现代很多单身青年骨子里的传统渊源。在“可怜天下父母心”与“尊重自我感觉”两者之间，很多人常常会感到困惑—一方面是父母，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不去相亲则会让他们伤心；另一方面是自己，自己的喜好感情又没法说个准数，父母找的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如何处理好这一平衡的艺术？不仅是儿女们必须面对的难题，也让每一场父母相亲会平添了更多的戏剧性。
陈建农强调：“来这里替子女相亲的父母大都将物质放在第一位，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子女的认可。也许现在整个社会的虚荣、攀比程度在加深，但从我接触和了解的情况来看，60%的子女仍认为‘感觉’还是最重要的。”
杭州的一位高级婚姻家庭指导师认为，所有来万松书院的家长都是为子女来谈婚论嫁的，但他们往往忽视儿女的要求。家长过多地关注对方家庭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作为追求浪漫、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其实更需要的是对人生最美好的体验—那一段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经历。两代人关注点的不同直接导致他们“审美感受”的差异，于是产生的结果与提高婚恋效率的初衷恰恰相反-家长看重的，子女往往不满意，子女看重的，家长又反对。
替他张罗。现在的年轻人观念都很前卫，不但自己不着急，谁替他张罗，说不定还碰一鼻子灰。”杭州某婚姻介绍所的一位婚姻规划师说，“在选择伴侣上，他们更看重的是感觉。”
对此，林成钢却并不太认同，这个“长不大”的男孩一再强调，找女朋友“感觉很重要，但关键还是要孝顺、善解人意，会体贴人。”无独有偶。林成钢的想法也代表了大多数年轻人的观点。早前，在某网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人品、才能、性格、外貌、身体状况分别列在当前年轻人择偶标准的前五位。如今，和祖辈“政治挂帅”、“只嫁工人军人”，父辈“一米八以上”、“大学文凭”等选择条件不同的是，年轻人似乎更期望自己的另一半具有“正派宽厚”、“德才兼备”、“善良温柔”等等特质。与此同时，年轻人的恋爱也开始告别过去“地下工作式”的约会、满是“某某同志、革命敬礼”的情书而走向“8分钟约会”、“单身派对”、“电视速配”、“网恋”……
然而，伴随着越来越宽松、越来越方便的恋爱环境而来的，却是持续降低的结婚率。
《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945万对，虽然就上年有所增加，但从长期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结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其中，一些人选择性独身，更多的人则像林成钢一样“被动不婚”。“社会从流动性不大的熟人社会过渡到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很多人都脱离了成长环境到异地学习工作，亲友和自身既有人际网络失效了。交际圈的流动性也比较大，表面看交友机会很多，但实际上相互了解并不深，可托付终身的人选也越来越有限。”有社会学家表示。
与此同时，“一夜情”、“未婚同居”等与恋爱自由化相生的婚前性行为，也开始趋于自然化。
“婚前性行为其实是加强双方了解的一个要素，只要不是滥交，没有什么不好的。”林成钢的朋友徐琦在一家报社做编辑，他身边的同龄人对婚前性行为基本上都不反对，而他现在正和交往两年的女朋友同居，双方家长也都知道。“我们都成年了，可以对自己的事负责，最主要的是把握一个度的问题。”
这种看法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同。陈所长认为，由于丰厚的物质条件、生活水平提高造成生理年龄提前，性早熟成为普遍现象，加上媒体性信息泛滥对性意识造成的刺激，年轻人青春期躁动比以前更为强烈。而随着开放程度的加大，整个社会道德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对婚前性行为的社会认可度也比从前大为提高。如今，还出现了所谓的“试婚”现象。
小悠就是试婚族的成员之一。这个靠写字谋生的女孩，浪漫、相信爱情，又害怕失望。“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找的人是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这其中的变数太多。而结婚又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如果单纯从感情来考虑结婚与否，显然太理想化了。真正稳固的家庭基础是建立在互相了解之上的，这包括我做的菜，他的工作能力，彼此的性格……”对于试婚，小悠用了两个词来描述：一个是身份，另一个是真实。所谓身份，是双方在一开始就确立了夫妻的关系；而所谓真实，是双方都在尽力营造一个家的氛围，惟一的不同，是财务的独立核算。“既然有试验的成分，所以未来也并不确定，一旦出现意外，双方谁也不愿意在钱上有什么纠葛。”至于“转正”的时间，双方早已约定，如果两年之后彼此感觉依然良好，就去登记拿证。
与小悠们觉得试婚有诸多好处相反的是，专家对这样的做法大多不能认同。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的李志海律师表示，“试婚”从法律角度来说，在财产和人身方面，都很难给予保障。对这个问题，小悠却很坦然，“坏处当然有，首先是这种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此外就是留给对方的空间大小很难拿捏，这滋味挺难受的。至于别人对试婚说什么，那倒不是什么问题。”
或许，在社会的裂变之下，任何传统都有被颠覆的可能，婚姻也不例外。
那么，在当前，在人们的眼中，这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庄严之事，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婚姻：合则聚，不合则散
1933年，老舍在小说《离婚》里写道:“革命青年一旦结婚，便会老实起来”。70多年后，这个观点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在日益开放的性观念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逃离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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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09 15:5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