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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区与贫民窟，噩梦与天堂的并存是难于避免的吗？(ZT)不知道贴过没有
财富的分野，正在造就着富人、穷人的两极分化，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这种现象早已并不鲜见，但拥有豪宅、汽车的富人们聚居一地是否天经地义？富人区与贫民窟，噩梦与天堂的并存是难于避免的吗？
“贡院六号”只是刚刚耸立在北京建国门旁边的几幢深色高楼，却拥有全北京最高的房价：4万人民币一平方米，顶级套房每平方米更达到6万元，最小的一套住宅133平米，约530万元；最大的一套住宅面积470平米，约1880万元。这个只有150万套公寓的项目，已经成为全北京豪宅新的制高点。虽然你不会知道购买者是谁，但“千万以上的几套卖得最好”，“一次性付款的多，用按揭的少”，就足以令人咋舌。
龙泽苑，位于回龙观文化社区北部，是由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和北京市政府牵头，与美国住宅部合作的一个商品房项目。在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美国答应捐赠中国一栋住宅楼，这栋楼里，有10套住宅将被拿出来低价租给低收入家庭——而同期开工的其它住宅楼则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运作完成。
据介绍，签署该协议期间，美国正值克林顿政府执政，当时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行一项新的住房计划，希望新建社区能够让各种收入阶层、各种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个社区里混居，意图通过该计划的推行，打破已长久存在的美国城市富人区、平民区和贫民窟的明确区隔。
克林顿政府的该项计划由美国住宅部具体实施。在与中国建设部的合作中，美国住宅部自然也希望把混居的理念推行到中国来。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更迭，美国住宅部无法再提供足够的资金实施回龙观龙泽苑项目，混居实验，也随着美方的撤出，而被开发商——北京市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毫不犹豫地终止了。
美国人不是傻子，他们比中国人更清楚所谓的品牌、定位和利润最大化。美国政府推动混居计划事出有因：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富人区、平民区和贫民窟泾渭分明，不同人种、种族，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也各自聚居一区。由于长期居住在不同的区域里，各个阶层、各种文化背景的社区和家庭之间彼此较少沟通，很容易形成社会对立，尤其是在贫富之间、不同种族之间。比如1992年发生在洛杉矶的暴动，就是因为不同社区之间互相比较，长期累积的很多怨恨引发的。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逐渐出现了一批规划设计师和社会工作者，希望创造一种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种族的人混居在一起的社区理念。但20多年里，先后由民间和联邦政府推动的混居计划收效甚微，不仅有富人区和贫民窟之分，甚至同一阶层还有白人区和黑人区的区别，很多社区最开始被设计成黑人、白人混居。但等到黑人们渐渐搬进以后，白人们就逐渐撤离了社区。
美方设计师在龙泽苑项目中积极推进这一理念，显然是注意到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富人区的雏形，希望中国不要重蹈美国的覆辙，在富人区和贫民窟尚未分化的时候，就能及时遏止，避免未来像美国一样出现社会矛盾激化。但即使在最讲究社会公正和大同理想的中国，美国设计师的混居实验，效果仍然不佳。
首先表示反对的自然是地产商，曾经做过京城许多楼盘的市场推广和销售的，贡院六号的策划者，北京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童渊，基本上可以代表地产商的观点：“我打个比方，你去上海能不能听不到上海话？当两个上海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话？如果有5个上海人和一个北京人在北京碰到一起，他们会说什么话？他们肯定都会说上海话。”“混居——那怎么可能呢？”童渊对混居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可以理解，如果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如果没有进行市场细分，那地产商们该如何盖房？如何卖房呢？
专家学者们也同样对混居的理念表达了不同意见。“乌托邦式企图实现社会大同的发展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经历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胡大源说，“但其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不但没有促进社会的发展，反而导致了社会的严重后退。在市场经济时代就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否则一定会遭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惩罚”。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也无意中做过类似的混居‘试验’。”据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介绍，清华的教职工宿舍楼本来是分为教授楼和工人楼的，但工宣队责令必须打散这种居住方式，教授和工人都要住到同一栋楼里去。结果教授和工人过得都很不舒心：教授的女儿每天要练钢琴，对教授一家人来说，音乐才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教授的隔壁住着一个木工师傅，木工师傅每天下班回了家，仍然有空就摆弄他的锯子锯木头，对他来说最好听的声音莫过于锯木头。“两个邻居彼此都很不理解对方，为什么对方每天都能忍受那么难听的噪音？”
尹稚强调，混居是一种社会理想。“作为规划师，包括我们在内都是有这个社会理想的，不希望社会分化太严重。”但他指出，如果采用分配制的方式，可以强行推行这个理念，只是如今的自由市场是通过市场本身来自行调节的，采用什么方式来推行混居理念呢？这就让人困惑迷茫。
住房不同于其他的商品，是人心和社会稳定一个重要的支持系统。富人区就是社会阶层区隔的空间表现，今天的北京，能很清楚地看到几个大的板块，东部、北部以及西北部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富人区的集中地，但是在南城和西部的一些地区发展缓慢，很多经济条件不算太好的人居住在这些地方。富人区和贫民区的严重分离，不买账的可能并不仅是穷人。在中国因为富人聚居区的出现时间尚短，或者说尚未形成真正的富人区，大多数富人们还在体验比其他很多人富有的乐趣。但在美国，很多富人认为地方政府没有力量维护他的安全，所以就把他们的住宅区圈起来，自己雇佣保安人员。美国政府因此开始担心，这种社区越来越多，富人们会因为自己还得花钱雇人，所以就开始抗税。这个问题近两年在美国西海岸地区，已经引起了比较普遍的争论。
富人区的大规模出现还会带来另一个危机：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中国是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土地资源作为惟一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显得尤其宝贵。”尹稚的不满溢于言表，“作为规划师，我们很痛恨在北京市郊出现的这种密度非常低的住宅区。”
对此，地产商并不这样认为。“哪个首富不是早上6点钟起床？既然买不起房子，大家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努力工作，”童渊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希望有一天大家都能来买贡院六号的房子”。
这无疑是狡辩。严肃的学者们更多的是希望政府能够从调控上考虑解决方式。香港号称是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可是有50%以上的人是住在政府提供的住房里，新加坡更高达80%。这些从来都是市场经济的地区，政府却拿出大笔费用解决老百姓的住宅问题。富人区在自然地理上可以慢慢形成，有钱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条件把周边的环境建设的好一些。而对于一些比较差的地区，政府的投入很重要，应尽量把公共设施做的好一些，使各个地区都能提供较好的城市管理、城市服务、城市设施和城市功能，在这些方面使各个区域达到平等”。
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呢？通常国外的做法，兴建高级住宅区，必须付出多出几倍的资金来获取土地，同时政府收取高额的税赋，多出来的这部分收入，用以促进贫困人口的住宅建设或者为其建立相应的公共设施。现在北京南城和东部、北部的差距拉大，有人指出原因是“政府的调控力度显然不够”。政府本应该通过高价出售给富人土地，获取大量资金来给条件较差的地区改善公共设施，提高城市服务，但是协议转让的方式使政府并没有收回应有的资金。从今年7月起，北京市政府已经决定，取消协议出让方式，所有土地交易一律采用拍卖和招标的方式。
一般来说，国家关心公民住宅，通常不应对高收入阶层的住房有太多的限制，主要关注的都是低收入群体，帮助其提高居住质量。建设部住宅产业中心的副主任童悦仲说，“富人有富人的权利，穷人也有穷人的权利，每个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能够相对均衡，只有付出更多才能享受更多，这是一个成熟社会的表现。”
也许这就是我们应该接受的现实吧。那么，你是居住在房价上千万的豪宅呢？还是在叫卖声不绝于耳的闹市呢？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但让人担忧的是，泾渭分明的社会贫富分化，给人们带来的究竟是正面影响，促使人们积极向上？或是负面影响，增强阶级观念而潜伏着更多的危机呢？是值得政府和有关部门深思的，早日作出调整和预防，以便使房地产业更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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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8-21 13:2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