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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京人的住房经历，特献给在北京努力拼搏挣钱买房的各位战友
1977年，父亲32岁，母亲29岁，像大多数人一样在多年等不到房子的焦虑中，父母生下了我。因为没有房子，父母结婚后一直住在各自的工厂宿舍。母亲只在奶奶家坐了二十天月子，就回到工厂宿舍。（奶奶家一直是租房子住。虽然爷爷奶奶都是北京人，爷爷干了一辈子中学教师，只分到一间七平米的小平房。租住的房子与其南面的房子只隔一条半米的通道，常年见不到阳光）
1978年，母亲休完产假，带我住进了她工厂的“妈妈宿舍”。所谓妈妈宿舍仅六平米，住两个妈妈，带两个孩子，白天妈妈上班，孩子就放到工厂的托幼院。三个阿姨看管几十个婴儿，忙不过来是肯定的，自然也谈不到精心照顾。阿姨只能管小的，一岁大的小孩便便就要自己坐尿盆，用绳子绑在椅子上防止乱动或摔到。经常有被忘记的小孩就那么被绑在尿盆上大半天，母亲们下班后常常看着孩子红肿的屁股落泪。
1979年，快两岁的时候我被整托了，每周末由父母接回家，这时爸妈租了一处小房。头一次接回家，爸爸惊奇地发现我会自己拍着肚子哄自己睡觉，托儿所老师教的。
1982年，我五岁了。终于爸爸的单位分了间平房，十几平米还带小院呢，虽然在丰台区（那时出了二环就很偏僻了，三环外都是成片的农田），但爸妈终于不用到处找房子住了。
那时我最怕独自在家（整托只受四岁以下的孩子），妈妈为了照顾姥爷住到了姥爷家，爸爸经常加班，我就常被反锁在屋里十来个小时。小朋友们还总是爱隔着窗户给我讲拍花子和鬼的故事。爸爸到处找收五岁孩子的小学，他觉得早学知识早开窍，而且白天也不用担心我了。但北京城里的学校很严格地执行七岁上学的制度。
1983年，六岁的我在家附近的农村小学上学了。学校很小，而且连语文老师都带着口音教课。所以，上了半学年，爸爸就给我转学到了西城区。虽然我的户口在西城，但城里的学校还是要求我来年重读（外地转学来京的学生肯定很清楚这个规定）。经过爸爸的努力，学校决定先用考试测评我一下。还好我通过了，可以插班继续读书，这样我就顺利地当了班上最小的学生。
妈妈为了我上学不用跑长路，带着我住到了姥爷家。那时姥爷家两间一共二十平米的房子共住了八口人，大人们就在院子里加建了几平米的小厨房，还把一间屋子加长隔成了两间。那时的老北京都要自己动手盖房（也就使得大部分漂亮的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我这个干建筑的都搞不清初那些简陋的房子怎么就能坚挺了这几十年。类似的情况在这座拥挤的老城非常普遍，我的同学中有姐弟俩到了青春期还只能同床睡的。自然，房子的简陋狭小也给一大家子人增添了烦恼和矛盾。那时，我只能感觉到妈妈常为这事掉眼泪，一次我对妈妈说“我们再不住这里了”，妈妈竟抱着我大哭。
1989年，我上初中了。这年，爸爸的单位开始盖楼分房。全家充满希望，爸爸终于敢设想让已经行动不便的老人能住上楼房，方便照顾。那时的分房是要根据个人的职务、级别、工龄等等综合评分，再按分数从大到小去挑房子。爸爸虽然不是什么厂领导，但也是技术上的小头头，所以全家、包括同住在姥爷家的亲戚们都认为这次我们是一步登天了。可那次的结果很出乎爸爸的意料，爸爸被排到很靠后，等待他挑选的房子仅有两套，都是顶层西侧的。这里自然有猫腻，这也决定了爸爸一年后的转换单位（爸爸这辈子就跳过这一回槽）。
不过，毕竟我们有楼房住了，妈妈和我搬了回来，爷爷奶奶不愿意爬楼还是留在了大杂院，姥爷和我们住在一起。而我，则开始了每天三小时的挤车运动。因为要跨区换学校是件难事，况且那时西城区被公认为是北京教育质量最好的区。所以我每天要五点多起床，不到六点出发，晚上回家吃完晚饭就八点了，而爸爸就要更早起来为我做早饭。
从初中到高三，我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最后只能保证六个小时。但那时最可怕还的是几乎每周都做上学迟到的梦，连放假也一样出现。这么说吧，我睡觉要么就不做梦，要做就做迟到的梦。因为不论我怎样早起，只要下雨下雪或是公交坏了，我一准迟到（那时的交通可比现在差远了，单说我坐公交几乎每月都会赶上车抛锚）。平常我是头一个到班里的，但一有情况我就能完到一小时甚至更多，所以我也是因迟到被罚站最多的学生。现在我说起来竟少有人明白了。
1992年，我初三毕业时，因为爸爸新单位分房，我们搬到了望京的新家。（终于，我从二环老城搬到三环，这次又搬出了四环，后来我又随着自己的工作租房搬家，完成了中-南-东-北-西绕城的住房经历。）这套房子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也还是不错的，六十几平米的两居，正南向三层。但是爷爷奶奶没能住上几天好楼房就去世了。
初三中考时，我想报考一所重点高中，班主任认为另外一所学校相对离我家更近，而且听说可以住校，虽然是非重点，但教学质量也是一流，而且考上的几率大。于是，我没有上重点中学，可是谁知我那年的分数很突出，而班主任推荐的学校并没有宿舍；这也就罢了，最惨的是这所学校并不那么优秀，高三那年居然连英语老师也请不到了，我们高三班上了近两个月的英语自习课。于是，我把我以后的烂英语水平归结于此，或许我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也有此因素影响吧。
-如今，妈妈已经退休了，爸爸今年也要退了，这套房子现在已经卖给我们住家，我爸妈还在住着。
近日跟妈妈谈起买房，说起个小典故：当初妈妈在奶奶家坐月子，住的是姑姑的屋子，姑姑的小孩常跑过来问妈妈“你什么时候走呀？”；后来舅妈嫁到姥爷家，我也去问过舅妈“你什么时候走呀？”；到我高三为备考在姥爷家住了几个月，舅舅的小孩同样问过我“你什么时候走呀？” 生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孩子们都在孩童时就敏感于住房问题了么，所谓轮回也见于此吧
现在，我也像很多人一样要攒钱买房，一样抱怨购房的艰难，羡慕那些有车有房族，就如同留京人员羡慕本地人一般。只是，经过父辈的安家长征路，使我能比较坦然地接受我的购房路，接受我的生活。回想起来，在北京，我父辈那个年代，普通家庭中房子的分量可以大到如此程度，就如同高考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刻下的烙印，或许并不只影响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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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2 10:13:14
(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