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王太元：户籍改革与异地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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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王太元：户籍改革与异地高考

王太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中国警察协会学术委员、研究生导师

记者：今年以来，因户籍而引起的热点事件引发关注，最典型的莫过于异地高考。是不是反映了户籍制度所累积的问题正日益显现？

王太元：准确地说，是与户籍相关的社会矛盾并不是由户籍制度所积累或者引起的。其实，“因户籍而引起的热点事件”，大多是户籍“躺着中枪”，而教育等领域旧有管理制度却在“打酱油”。因为，这些事大多不是户籍制度或者行为本身的问题，而是其他领域滥用户口侵害公众权益所致。例如，是否允许异地高考，核心和根子在教育领域，没户口本这个行政工具什么事，但大家都揪住户籍大加挞伐；明明是社会管理相关领域诸多旧有制度害病，苦药水却只给户籍乱灌而不给患者喝，这样下去，改革进程如何才能又好又快嘛？

记者：以异地高考为例，国家层面在推动，但地方的反对声音很大。我想问，户籍改革是否能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实现全民公平？

王太元：要统筹好国家与公民、中央与地方等基本关系。以异地高考来说，首先，公民的受教育权本身包含自由选择权，目前所实施的不准择校、不得异地之类的规定，从根本上缺乏合理性、合法性；其次，推动教育公平，事情并不复杂，按照学生人数下拨相关经费到学生个人账户，由学生自主选择：算出每个学生每年应享有的教育投入是多少，然后公之于众，让四川学生把中央财政给四川的经费，带到去读书的学校（例如北京），不足北京人均经费的部分，由学生自己补足。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推行的产权明晰、自负盈亏制度，在社会管理中大多可以移植。

（以上摘自2012-11-13 广州日报作者: 李颖、肖欢欢
该网址不再展示）

任何国家都有户籍制度，真正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是取消户口

王太元：我坚定的主张，任何人要改户口的问题，不要从户口走。一个北京市的户口就是公平了吗？西城区的孩子要读四中你知道要交多少钱吗？都是西城区户口，那是JW系统做文章，教育投资体制不顺，他把每一个孩子受教育的钱不是拨给每一个孩子，是拨给了西城区教育局，教育局分给了每一个区。国家补贴多少，地方政府补贴多少，你们谁知道？谁都不知道。

户籍制度不是存在了五十年，存在的是两三千年。我们真正的户籍制度是全世界共有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这个制度。更多人在一起就要组织，一个社会人群在一起没有组织是不能设想的。因此，户籍制度是搜集、确认、提供住户公民基本信息、供全社会公民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使用的基础行政。

这种行政叫什么名字？法国叫公民身份管理，印度叫生命登记，墨西哥就叫户政，俄罗斯叫基本民事登记。不管叫什么名字，叫ABC都一样，他要把这些信息登记起来供我们大家用。没有这样的制度寸步难行。真正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依法科学的形成全民公用，而不是政府用。无论你怎么改，我敢坚定的说，它最后必须回归到不带有色彩的水的味道，才是好的。否则，户籍制度改革会改砸了。

社会管理市场化才是出路

我们的教育费用有哪些？比如说教师、学校的设备费用、教师的办公费用、实践活动、教学环境的费用。可是这四类费用大学里面有，除了这一个以外，其他都是按地域拨的。现在如果谁有那个水平，把财政体制改一下就可以了。

为什么在延安的时候那么穷我们还可以择校，现在这么有钱了还不能择校呢？以前有一个部长说，我建议每个人每天吃一个整鸡蛋。秘书说，部长，鸡蛋就是整的。部长说，你说错了，如果我拿90个鸡蛋给110个人做鸡蛋汤，那我就贪污了20个。我要你们每个人每天吃一个整鸡蛋，你不能打埋伏。如果西城区拿了多少、家长拿了多少、学生拿了多少，大家都清楚，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的经济领域类，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几个领域我们都市场化了。社会管理领域完全没有市场化。

举一个例子，深圳有一千多万人，只有一两百万人常驻户口，因此深圳的警察按一两百万人编，深圳的警察说，累死我都不行。其实深圳一千多万人。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不是推卸责任，因为我穿着警服，他们一看就说，王老师你穿着警服，肯定替公安部打掩护。其实我在哪都捱骂，内外不是人。其实就是一个核心实质，一旦你把主攻方向找偏了，该攻破的难关你没有攻破。因此这些领域根本不复杂。就是因为我们市场经济化了，经济体现为钱，钱就得流动，流动就叫产权明晰化。每一年的改革我们都没有看见结果，但是五年以后就有一个大的进步。

我们的农民想到城里读书，多少年都读不成。郑州专门搞了一个改革。说凡是有亲戚，能找到地方的，都可以到这里来读书。弄了很多孩子来，郑州的教育经费还是那么一点，最后全体老百姓都骂。你让我们的孩子从20多个人一个班级，变成70多个人一个班级。他没有国家社会资产的支撑，就让一个郑州市的教育局承担着这么大的负担。那些孩子有钱没有？有啊。在四川、云南、河南的其他省市有钱，但是那些钱在那些教育局手里。所以只要公共资产分配、社会权益处置相关，你不把这个东西明晰化，让户口来改，根本没有办法。

户籍改革必须从财政开始

整个城市的管理者应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用钱的管理者，他们非常头疼人口的增加，公安、教育、住房，只要用钱的部门非常担心人口的增加。但是城市还有另外一部分管理者，收钱的管理者。任何城市收钱的各个部门从来没有烦过外来人口。

北京市的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北京解决得也比其他地方晚。为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当中央说了农民工子女可以就近入学，必须就近入学。中央财政是不是根据每年的调查，把农民工子女在北京读书的钱转移过来呢？没有。我有发言权，我调查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反正中央一个政策下来，你就给我执行，钱不钱先不管。可是没有钱的话，我教育局长怎么执行？这是市场经济。他说的问题在65年以前绝对不会有，实报实销。但是80年代有一个问题，大学生回家的票，80年代买票不买票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买票很复杂。很多交通部门不给你卖，因为你是半票。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知道世界上也有解决得很好的。既然有国家的政策规定，我就有国家财政支撑。凡是买一张50%票的，他拿票的基本信息核实以后，我给他70%的补贴。他卖一张学生票，等于拿到120%的票款。如果这样的话，绝对没有任何企业阻挡老人家进公园的问题。

当年抓壮丁有一句话：说起钱就不亲热了。可是你不说钱的问题，一切与资源相关的问题怎么解决？资源、利益最终体现为公共财政的支出。整个改革谁都可以不参加，但是不能不让财政参加。

怎么改最终决定于钱怎么改。如果不改在钱上，我觉得非常悲观。如果改在钱上，我觉得很有希望。中国的农民很有希望就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后，很多政府利用城乡一体化大赚其钱，把农民的田地拿到手上搞开发，给农民五千块钱一亩地，拿过来我可以卖五百万一亩。所以北京市有一年把石景山很多农民变为市民的时候，几乎酿成好几次群体性事件。农民不想当市民。现在最富裕的人不想当市民，因为他有很多的政策性的补贴。比如说我是农民，我超生一个问题也不大。你行吗？你哪知道一个孩子值多少钱？所以他坚定的不当城市人。我们用一个没有利益的东西去控制利益，所以就要这么改才行。反正我坚定的说，如果不在该管的领域内进行改革，怎么改都不会有效果。

上海居住证制度改革

上海给有暂住证的人开了一个可以合法常住的阶梯，你一步一步往前走，走了七年以后，能够走上那一步了，当然是百分之几，比一个没有是天大的好处。我们实现这样的突破就够了。有人说我是中国公民，我在中国大地上暂住，你说合理吗？我说你抬杠。你到法国去了，你当天去了就是法国常住人口吗？你也是暂住在那里。问题是他从暂住之日起永远就不能成为常住了。不是因为叫错了，而是因为你永远不能成为常住人口。我们所需要的改革是这样的。你的法律制度给你一个通过自己努力达到社会需求。

上次关于购房给户口，我的评价是购房给户口刺激房价是对的，不过有房子就应该有户口，这是千古不变的。有了房子的人就应该有户口。

比如说著名的律师陈凯告北京市公安局，他告不了。但是北京市陈凯他确实有了户口，给北京做了巨大的贡献。如果你有某些条件，让他来奋斗，到了一定台阶自然成了北京市民。因此，暂住、临时居住、长期居住、永久居民这四个在全世界都可以用的，在中国没有形成一个阶梯。我们只要把这个阶梯形成就可以了。用行政审批进行管理绝对不可能实现公平。承认自然经济的差别，那就是公平。

提问：户籍改革的根本原因就是只要我们实现城乡、区域的统筹发展。大家就不会争户籍是什么了。

王太元：你刚好搞颠倒了。这种发展的不均衡就是五十多年计划经济搞颠倒了的关系。历史形成的我们要用历史去解决它，但是要反向的解决。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户籍改革永远不可能成功。西藏的发展二十年以后会比北京还要好？我目前看不见，除非制度上做根本的改变，让他超速发展，让北京稳步推进。怎么实现呢？很简单。我注重的公平不是结果的公平，不是让一亿人到北京来住。89年我的文章里面首先申明，一定不要误解什么叫迁徙自由。迁徙自由是在国家法律规范范围内你自己选择和变更居住地的权利。但是他是有管理的。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公平管理。迁徙自由是不是所有就放开了？谁跟你说的？在法律规范内迁徙自由。

现在的德国，当年制订宪法的时候，对宪法里面对于迁徙自由有五条限制，当你迁徙影响你被抚养人口的生存水平的时候，你不能迁徙。当你的迁徙影响当地的什么你不能迁徙。所以，我说的迁徙，我们说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不是让你们说我们一亿人都到北京来住，也不是一个晚上就可以说的。它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过程。一个制度的改革使整个不公平正在摊薄、减少。

提问：王教授对上海的居住证改革有一个评价，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又补了一句话，一公里、两公里的意义。我想请你展开讲一讲，怎么理解这个里程碑意义？

关于上海的历史我还有资格说话。1986到1988年，上海有一个人叫丁水木，他主持了一个课题，叫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那个时候我还是新兵，我受到他的启示不亚于我自己的迁徙自由的启示。他提出了参照德国等国的经验，如何把经济实现联环滚动发展。但是暂住居住是不同的权益，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权益。你来暂住有劳动权、受教育权，其他的没有。如果你长期居住了，如果你完全合法定居，全部合法权益享受。他举的是德国的例子，确实是这样。

如果有一个户口以后，所有的权利一晚上都全部享有，这种是计划经济的方式，我们不可能实现所谓的迁徙自由。上海的制度为什么好呢？他终于实现了你通过赞助，然后实现居住，最后实现拿到居住证以后，连续住满七八年以后，终于有资格申请常住。我说的几公里是什么意思呢？他只是给他所要的高级人才开了一个口子。我想要的改革是对全体人口，我不管你是农民工还是博士生。

自由迁徙和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是法学意义上的自由，或者是被动自由、消极自由。你想按照你的方式行使，但是相关的管理部门给你设定了几个自由的前提。法律的自由第一不得妨碍他人，第二不得危害社会。因此他做一个规范，第一，国家依法规范，如果你觉得什么迁徙绝对不能搞，你就定法律。

第二，地区或者社会的市场调节，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到西部吗？我去西藏，我说各位我到西藏来，人家财政跟我说，我可以拿2.5倍工资。结果我到西藏一看，给我71.5%的补贴，那1.5没有了。我每个月拿780块钱。我说无所谓，我来西藏不是挣钱了。我在西藏工作了三年。国家发改委请我讲一次课相当于一年的钱。你要动员全国人民去西藏，除了自愿的以外，你要把去支援西藏的人的工资提高，大家都不愿意去新疆，稀缺就是贵的。如果全中国只有十个博士生要去西藏，他们每个月工资二十万。我们不改这个制度，我们说大学生抓阄抓到你了，你必须去。我们说孔雀东南飞早就没有了，西北的麻雀也要向上海扑腾。他要从新疆迁到西安来，西安迁到南京，再过三年就从南京迁到上海去了。一步一步往东南走。人口是驱利的，上海有利益，上海每平方公里五六万人，但是比西北百十人还要容易赚钱。第二，政府调节，那么多人愿意到银行去，银行的工资就应该降低。

第三，个人自主抉择。你倒想自由迁徙了，我的表妹在北京工作四年以后，打工，她说哥我要回去了，我发现你们生活得都很艰难，我就更没有办法了。我二弟十五年前到北京来，我给他找了一个记者的工作，他工作了一年说我回去读书。他挣一千块钱租了房子就没有了。还不如在县里面四五百块钱。他连续读五年书，博士毕业以后分在北京，工资四五千，基本上混下来了。所以自由迁徙是你最后得到的结果。而迁徙自由是给你的条件。迁徙自由是从规范法律以后，没有资格限制你，至于你想不想当那个自由的鸟，看你的翅膀够不够硬，能不能飞进来了。不是所有的鸟都能够飞千万里的。迁徙自由是要有血的代价的。制度的改革让大家都能够在一个合理的选择范围内用最低的代价实现你想实现的目标，那才叫迁徙自由，而不叫自由迁徙。
（以上内容摘自2009年搜狐访谈）

2013-01-11 18:27:51